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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特朗普打交道的三種方式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于2017年3月18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3月18日上午的“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分組會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主持，與會嘉賓為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

保爾森表示，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同時也面臨很多棘手問題，存在很多重大分歧。中美經貿關系則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中美兩國都從雙方6000多億美元的經貿關系中獲益。不過，美國的貿易赤字在擴大，導致美國國內存在很強烈的民意認為貿易關系失衡。

保爾森認為，現在是重新調整中美關系的機會，包括貿易談判。與十年前相比，中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仍需要進一步開放，而比較好的做法是逐個部門地來談判開放問題。保爾森認為，可以增加中國企業對美國投資，增加美國當地的就業機會。投資的連接比貿易的連接更強勁也更持久。

保爾森也認為，沒有證據證明中國在操縱匯率，雖然中國貨幣體系離完全由市場決定、自由浮動、資本項目完全開放還有一定距離，但在正確的方向上。保爾森還說道，每個人都希望人民幣匯率能夠穩定，或者是溫和的升值。

在回答中國領導人如何更好地處理與特朗普的關系時，保爾森應主持人要求給出了三條建議：

首先，要樹立積極的動能，找到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領域，找到一些能夠獲得早期收獲的機會，由此樹立一些信心。

其次，跳出既定思維。保爾森認為，中美兩國領導人都愿意用非常規的手段和工具來實現雙方的目標。這樣做也許會帶來風險，但也可能因此在朝鮮問題上帶來一些突破。

第三，重新審視中美經濟關系。保爾森表示，希望通過加大美國對華出口，在美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對雙方都有利。

在被問到哪些領域可能存在早期收獲的機會時，保爾森表示，一個是吸引中國對美國投資。此外，保爾森對環保領域的機會也表示樂觀，因為中國當前需要大量環保領域的投資，而美國可以向中國出口大量的服務和設備。

對于被很多人看好的美國基礎設施投資機會，保爾森認為，中國企業投資美國基礎設施面臨政治風險、開工的延遲、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等諸多困難。保爾森也指出，在投資方面，中美要雙邊共同開放。

保爾森希望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能夠完成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他同時認為，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是美國犯的一個嚴重的錯誤。中國現在可以參與TPP，不過中國加入TPP就意味著要提高自身的貿易標準。由于BIT跟TPP存在相關性，因此如果中國加入TPP也可以推動BIT的談判進程。

在回答為什么高盛的人才也能在政府取得成功時，保爾森表示，因為高盛有一種謙遜合作的習慣。“如果是去政府工作，我知道總統是我的老板，國會是我的客戶，我會以一種非常謙遜合作的態度去跟他們共事。”保爾森說道。

以下為朱民與亨利·保爾森關于“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對話實錄。

保爾森：“兩國關系比較好的做法是逐個部門地談判來進行開放”

朱民：今天的主題是“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你認為特朗普會有什么樣的政策出臺？

亨利·保爾森：這個問題不好回答。現在的情形有所改善，我們都松了一口氣。兩國領導人現在在安排首次領導人峰會。特朗普已經會晤了幾個國家的領導人。但是，我覺得他跟習主席的會見是最重要的。因為那一次峰會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影響到兩個國家，也會影響到我們在世界上的作為。因為中美關系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當然，我們面臨很多棘手的問題，也有很多重大的分歧。但是，我們依然有很多的共同點，希望能夠保持雙邊關系的穩定發展。首先，兩位總統有很好的私交對兩國關系的平衡發展也很重要。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已經到訪中國，他非常有能力，也了解美中關系的復雜背景，他之前就是在全球開展商務活動。我們也松了一口氣，希望他能做好國務卿的工作。

再來看一下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怎么發展呢？有很多因素會發生作用，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未來會怎么樣。但是，我們看到有很多不確定性。首先是經濟層面的雙邊關系，中美的經濟關系是兩國關系最堅定的壓艙石，還有貿易和投資。我經常跟人們說好消息是雙邊經貿關系達到6000多億美元。現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個龐大的經貿關系，美國新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來實現經濟關系的再平衡，我預計在太平洋自由貿易方面還會有進一步的談判工作。

大家會關注反傾銷、過剩產能，包括采用傳統、非傳統的制裁手段等等。但是，還是有很多機會讓我們能夠進一步地關注經濟開放和擴大進出口，在投資領域有很多的機會。當然，最簡單的就是在中國進行綠地投資，反過來也可以在美國產生就業機會，我們需要給中資企業提供更多在美投資的機會。因為現在中國日益融入到全球供應鏈，這也給中國提供了很多對外投資的機會。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完全有機會并購美國的中小企業，從而能夠取得市場準入。大家會關注知識產權保護，減少網絡侵權行為。

說到一些不利的條件，我們也看到很多機會，在外交、安全層面的問題要棘手得多。大家非常關注南海問題、朝鮮半島問題，現在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緊迫和棘手，超過幾年前的水平，朝鮮的核能力逐漸提升，會逐漸具有對美國進行核打擊的能力，大家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

總的來說，這是重新啟動和審視中美關系的機會。美中關系與兩三年前相比，更加困難、更加復雜，也更加重要。我們面臨重大的挑戰，但也要看到背后巨大的機遇，需要我們富有技巧的開展工作，雙方都有富有技巧的來處理中美關系。幾個月前，我也做了相關表述。

朱民：你提到了很重要的一點，提到要重新設置中美關系，請你展開一下。不過，你首先說到了貿易談判依然會是美中政策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你對貿易談判的前景怎么看？特朗普不喜歡多邊主義，他喜歡雙邊主義，他跟日本談自貿協定，你認為中美會談雙邊的自貿協定嗎？

亨利·保爾森：這么說，我認為兩國都從6000億美元的經貿關系中獲益。但是，我們知道美國的貿易赤字在擴大，美國也有很強烈的民意認為貿易關系失衡。說到我們談判的目標，中國跟十年前相比已經有很大的進步。當然，還需要進一步開放。所以，我覺得兩國關系比較好的做法是逐個部門地談判來進行開放。“重新設置”美中關系這個詞可以說得溫和一點，可以說是“重新調整”，包括在貿易方面跟中國進行談判。此外，還有很多事宜需要我們關注。比如，減少監管壁壘、擴大市場準入。剛才也說到了增加中國對美投資，增加本地就業機會。我沒有說雙邊投資協定BIT，我不知道各個部委是怎么看的。但是，我相信中國開放，進一步地引入競爭，發展它的經濟，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利，對世界有利。

投資的連接比貿易連接更強勁，因為投資連接是更永久的。所以我的觀點是可以把它看作一個問題，也可以把它看作一個機會。我的想法就是對經濟關系進行重新的審視，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這個關系沒有辦法端正，雖然我們雙方有長期的關系，但在外交政策、安全方面的應對還是會繼續存在矛盾。所以，我覺得要重新審視一下，我覺得他的強調更多的是側重于加大對華出口，限制一些進口。比如，對于違反貿易規則的進口進行反傾銷的措施。

朱民：當然，有些貿易的問題是沒辦法回避的，像貨幣匯率的問題。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多次提到匯率的問題，他對這個問題的表態，你覺得有多嚴肅？

亨利·保爾森：我一直給政府做建言獻策的工作。中國的匯率現在是升值了，沒有操縱的證據。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也是會認同的。當然，我們也有這樣的預期，他的關注在不同的事情上，像產能過剩、鋼鐵等行業。中國怎么應對這樣的問題。

還有匯率問題的討論，基本上會結合資本管制來討論，以及考慮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中國的人民幣還是在比較正確的位置上，過去多年都有進步和改革。當然，中國離完全由市場決定的貨幣、完全自由波動的、完全開放的資本賬戶還是有一定的距離，可能需要更開放的貨幣體系。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如果看一下中國經濟的改革。中國如果能夠有一個完全成為儲備貨幣的能夠發出價格信號的貨幣，對中國來說是非常有利的，有利于中國的改革。所以，一個市場化的匯率機制，避免國內失衡引起價格資產的風險。同時，給貨幣當局提供一個應對通脹的工具，這都是有利的。所以，我會鼓勵中國朝著這樣的改革方向繼續邁進。每個人都希望人民幣匯率能夠穩定，或者是溫和的升值。這是我們的判斷。

如何與特朗普打交道的三條建議

朱民：您剛剛講到了繼續改革、繼續開放，我們再講到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您在工作中見過很多中國的領導人，可以說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如果見到中國的領導人，你會給他們提供哪三條建議，讓他們更好地處理和特朗普的關系呢？

亨利·保爾森：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從中國的角度來講，特朗普政府、特朗普總統，他個人讓我們大吃一驚。比如，他的內閣選人的決定，他的內閣中有一些非常能干的人，我也有幸跟其中某些人共事過，而且很緊密的并肩戰斗過。當然，也有一些問題，他們不太了解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需要認識到特朗普總統的其他經驗都有，但是完全沒有做職業政治家的經驗，他是非常反常規的，他也沒有任何利益集團的牽絆，他不走傳統路線，而且他以此為傲。這些選民選他入宮就是因為有這樣的預期。所以，我們要思考這樣的現實。

再看中國，中國不喜歡不可預見和不確定，中國喜歡可預見。過去的美國政府，不管是哪一個黨做主，基本上都是兩黨的合作。但是，這一次可能有一些不同。

另外，我們也需要了解大背景。現在的大背景跟我當時所在的政府完全不一樣，現在的人民很不開心，他們真的認為這種經濟關系和貿易關系是不平等的。特朗普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的情緒，也在推動這種情緒。你剛剛問我如果見到中國領導人會給他們提供哪三條建議。

我再講一個背景，我覺得有很多機會可以讓中國做一些事情跟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要務能夠進行很好的對接。回過來講三個建議：

第一，要樹立積極的動能，找到一些有共同利益的領域，找到一些獲得早期收獲的機會，樹立一些信心是有利的。

第二，我記得習主席曾經跟我講過需要跳出框框來思維。我也真正地相信現在這種思維更重要了，更必要了。我相信習主席跟特朗普總統都愿意用非常規的手段和工具來實現雙方的目標。比如，習主席講到的和做到的事情，可能他的政策沒有人完全想得到，也不是完全常規的套路。所以，需要跳出框框來思維。但是，這也會帶來大的風險，也可能帶來一些突破，像北朝鮮的問題，也可能很好的解決掉。

你希望讓我講三點，我還得再想一點。

第三，我會回應剛剛講到的一點，就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經濟關系。現在有很多矛盾，像安全的問題。我想強調的一點是我不覺得在過去10年里沒有看到開放不利的證據，對中國、對其他國家都是有利的。我們希望通過加大美國對華的出口，在美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對雙方都有利。

你現在拿到三條建議了。

朱民：我會再問一個問題。您剛剛提到要跳出框框的思維。您也講到兩位總統將于4月初在佛州見面，這也是一個利好。

亨利·保爾森：我剛剛沒有講時間，我沒有說4月初，我只是說他們要見面。如果你要講具體時間的話，需要早一點做準備，確保他們的會晤能夠成功。我只是講了他們要見面，他們可能只是會打個高爾夫球。

朱民：不會打高爾夫，他們在佛州見面的時候可以喝喝茶，做更重要的事情，不會打高爾夫這種消遣的事情。

在您的清單上，如果您想跟兩位總統建議，您想提哪些事項？

亨利·保爾森：我會考慮這樣的事情，準備，準備，準備，這個事情強調一下。如果希望兩國首腦的會晤能夠成功舉辦，之前一定有一系列的準備。我剛剛已經列出了一些議題，他們肯定會談北朝鮮、南中國海、中國和美國關系的重新平衡。我覺得問題是比較明朗的。要問的問題是在討論的時候想獲得的成果是什么。你沒辦法在一個會上把這些問題全部解決掉。我記得第一次來參加中美經濟與戰略對話，在會上講要解決這個、解決那個，從企業界來看，我稍微有一點懷舊，我們更多的是先關注怎么解決短期問題。

對我來講，可能需要一些能夠達成的收益，能夠盡快的打出一張牌。在短期、近期解決掉一些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也需要建立一個機制，管理我們的關系，保證關系的平衡。我自己是比較樂觀的，我也非常堅定地向政府建言，他們需要保持經濟與戰略對話，不管是經濟與戰略，還是經濟或戰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能夠把問題解決好。中美這樣的國家，如果想把問題解決好，在中國這邊需要多個部委、多個人員的協調，在這種問題上，他們沒有太多的權限和授權，你怎么管理這個關系，需要在高層有一些動作，否則可能會有一些意外，可能會類似于貿易制裁的動作。我相信要進行分割，要有經濟對話，也要有安全對話。我不知道會不會按照這樣的思路來打造。不管是怎樣的形式，即使是保留經濟與戰略對話，談的問題會更優先、更關注，講的問題會少一點。這么龐大的代表團討論的問題非常多。

我們還有并行的機制，如JCCT（中美商貿聯委會）中美貿易對話，關注重要的戰略性問題。我希望可以看到這樣的發展方向。能夠有單獨的最突出的戰略對話的機制。然后再建立一種機制來解決其他的問題。這個事情做起來需要很長時間，但我們需要及早籌備。

吸引中國對美國投資是最容易收獲的早期成果

朱民：接下來是開放問題的時間。

提問：你剛剛提到要關注早期成果，你在美國政府工作過，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應該有哪些早期的成果？

亨利·保爾森：我不在政府，說起來很輕松。實際上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沒有什么早期成果，都需要花大力氣才能取得成果，在政治層面有很多的難度。從我的角度來看，最容易收獲的成果是吸引中國對美國的投資，創造就業。保爾森基金會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相信雙邊投資非常重要。我們做了一些個案的分析，中國對美投資有成功案例，也有失敗的案例。但是，這些投資覆蓋方方面面。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能源價格、交通成本也都在變化，很多因素導致中國企業認為在美國本地生產的效率更高，很多行業都有這樣的共同發現。在這方面可以有所作為。在這方面開展對話可以是早期成果。另外，在某些部門開展貿易談判。

我覺得可以取得早期成果的領域很多。有一點剛才沒談到的，就是環境。因為剛剛說的是“特朗普時代的中美關系”，很多問題不會改變，但工作方法要有所調整，需要更有耐心，又需要我們的工作進度更快。有一點會有所區別，就是環保問題。在環保領域，我也是保持樂觀的，我認為這個杯子是半滿的。中國做了大量的投資，美國也可以向中國出口大量的服務和設備，這跟貿易相關。

朱民：你剛剛多次提到中國對美投資，過去幾年，中國對美國的投資也受到很多限制，這個情況怎么應對？

亨利·保爾森：這個問題很重要。剛剛說到投資很重要，而且雙方都能從中獲益。實際上，對美國投資本身就是對美國的肯定。有一些非常高調的投資項目最后被否決了。總的來說，投資的動力是很強的，有很多綠地投資，還有其他的創投。如果你在地方層面跟美國的市長、州長溝通，可以得到大力的支持。因為中國的投資可以幫助當地促進投資、改善就業。

但是，華盛頓的視角不一樣。不過，有兩點值得我們考量。第一點就是關于國家安全的審查，這個流程非常復雜。每一個國家都希望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所以，雙方在這一領域都要謹慎地開展工作。中國要避免對敏感行業進行投資，而美國也應該做出更多的努力，來澄清自己的國家安全政策和考慮。這個話題很敏感。

另外還有一點，我個人認為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讓人感到非常為難，就是所謂的對等關系。現在越來越多的聽到如果美國不能對華投資的話，為什么我們允許中國對美國投資呢？因為美國對華投資在資本等很多方面受到限制。我們以前聽說中國國內的企業沒有競爭力，現在中國企業的競爭力提升了，競爭的加劇是有利于企業發展的，也有利于整個經濟。在美國，當我們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時候，企業的競爭力被削弱了，要用很長時間才能恢復。美國國會現在有幾個法案在強調對等性原則。我覺得這樣的趨勢很危險，它會摧毀我們的經濟中最開放、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我們希望對中國經濟開放。中國閉關鎖國、把好的投資拒之門外，我們本身來說是不利的。但是，美國的反投資、反貿易的民意很強。我們要看具體的部門，有些部門是可以先期開放的。在進行戰略性對話的時候，我就提到市場開放可以使我們獲益，但并不是每個國民都可以從中獲益的。反過來，我們希望中國可以更多的開放，從而使得相關各方都能夠獲益。

“退出TPP是美國犯的一個嚴重的錯誤”

提問：您剛剛提到中國對美投資應該得到歡迎，而中國也應該對美國投資放開市場。我完全支持這樣的觀點。要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美中兩國是不是要重啟BIT協定的談判？之前已經談了好多輪，雙方達成了非常廣泛的一致。美國總統和中國主席要不要重新推動這樣的談判進程呢？再會過來看一下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特朗普退出了TPP，而有人說中國要參與TPP您怎么看？

亨利·保爾森：BIT是我們要做的重點工作，之前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樂見其成。我覺得它是有可能達成一致的，我也希望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能夠完成BIT的談判。我也深信特朗普政府會歡迎來自中國的綠地投資。

我覺得退出TPP是美國犯的一個嚴重的錯誤。當然，中國現在是可以參與其中。對于中國、美國和世界而言，這也是有利的。中國加入TPP就意味著要提高自身的貿易標準。TPP不僅是涉及到貿易和關稅，而且還涉及到如何消除非關稅壁壘、促進競爭，這是非常高標準的協定。所以，中國加入其中對各方都是有益的。美國加入當然好，中國加入也好。

再回到雙邊投資協定的問題。雙邊投資協定跟TPP的有些內容是相關的。所以，中國加入TPP也可以推動BIT的談判進程。

美國制造業崗位的流失不一定因為貿易，也許是因為自動化

朱民：謝謝，剛剛提到兩個很好的問題，回答也非常精彩。

提問：美中貿易總量在不斷擴大，因為全球化而出現了慢性的失衡，現在特朗普臺，想扭轉這個趨勢，您覺得特朗普或者美國要不要制定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使得雙方能夠坐下來談判，來取消美國的貿易逆差？您怎么看雙邊的貿易，是互補性強，還是競爭性更強？

朱民：當然，6000億美元的貿易量是很好的，現在的逆差達到了2000億美元，您覺得特朗普會為此制定一個時間表來消除逆差嗎？

亨利·保爾森：有一位經濟學家對此進行了表述，但是并不準確。他的數據顯示進口不利于美國經濟，不利于美國的增長。像美國這樣的國家，現在是儲蓄率低、負債率非常高。這樣會擴大貿易赤字。在我看來，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加強貿易規則的執行，使得整個貿易體系保持健康，這樣可以擴大出口。同時，也要考慮到全球化的影響。

我覺得貿易的形象被很多人扭曲了，我們應該多做工作去澄清。麥肯錫的研究顯示在美國制造業崗位的流失中有80%是因為貿易造成的。現在的情況并非這樣，工廠里的工人越來越少，而機器人越來越多。貿易當然會帶來顛覆性的影響，但大部分的影響并不是來自貿易本身。在二戰以后，通過開放貿易，美國受益良多。彼得森經濟研究院的研究顯示居民的財富平均增長了1萬美元，這是得益于貿易。有人失業了，我們要找到原因，也許是因為自動化，也許是因為競爭加劇。對于這樣的人，我們要建立好社會安全網。讓我最擔心的是在總統大選之后表現出的強烈民意，民眾對貿易并不了解，大家都把全球化描繪成非常不利于美國的事物。其實貿易是可以讓各方都受益的。現在要采取措施讓貿易更加均衡。

“邊境調節稅如果能夠成功，美元必將升值”

提問：我的問題不僅僅關乎中美兩國，我想問一下BTA（邊境調節稅）的問題，它會怎樣實施？對全球貿易會有怎樣的影響？對中美有哪些影響？

亨利·保爾森：在座也有其他的經濟學家，比如菲爾斯坦，他有自己的見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消費稅的。要在稅收領域做一些事情，共和黨會達成一致的意見。要在稅收方面做一些調整，美國對企業有非常不好的稅制，取決于你這個行業有一些不同的優惠，我們把它叫做扭曲的優惠稅率。這些企業也會相互的扯皮，最能扯皮的獲勝。邊境調節稅如果能夠成功，美元必將升值。消費和零售企業都在考慮如果美元上升25%，會怎樣？如果美元升值，對美國之外的投資會有怎樣的影響？即使有一個過渡期，如果沒有變化，人們會覺得非常安心，有變化就需要比較痛苦的調整。我不覺得美國的這屆政府會推動這樣一個比較激進的措施。

在美國投資基建賺錢不容易

提問：特朗普總統多次提到要在美國重建基建，去創造就業機會。他也提到加大軍費開支，減輕公司部門的稅負。您有沒有覺得讓他加入亞投行，把“一帶一路”引入美國，這樣我們可以幫助美國創造就業，創造更多的基建項目。

亨利·保爾森：我一直在講在美國創造投資和就業，剛剛沒有提到基建。我覺得基建領域是有一些機會的。為什么我沒有提基建呢？不是因為我忘了，是因為比人們想得困難得多。大家都會說中國很會做基建，美國需要，中國在各地都有投，為什么不讓中國人進來呢？我們可以先打住思考一下。在美國也有很多的民營資本，他們也想找一些投資機會，因為現在的利率很低。但是，私營部門的錢沒有投資在基建領域，主要是因為政治風險、開工的延遲，有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這些項目要么不成形，要么談判起來非常費勁，比其他國家的進度慢，這些問題需要先解決掉。有一些基建在美國是沒辦法接觸的，有些類型的項目沒辦法接受外資。曾經有一家澳大利亞的企業擁有一條收費公路，就有很多的政治問題。

會不會有一些投資美國基建的機會？我想還是有的，但我不覺得美國人不會歡迎中國工人、中國設備、中國的專有知識完全打開進來。中國肯定也不想投一個不賺錢的生意。但是，不要把我這句話做字面理解，說我不鼓勵。我的比較棒的想法就是我剛剛講到的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更多的關注這些問題的解決。

提問：感謝保爾森。我來自美中貿易理事會。現在有一些說法，似乎是美國不愿意使用WTO的多邊手段，而是用雙邊的關稅來應對兩國的貿易關系。美國USTI似乎也提出了這樣的論調。美國對WTO、對多邊怎么看？

提問：我來自日本中日經濟協力組織。請您點評一下TPP和雙邊貿易協定，總統的觀點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在政府里得到支持。

朱民：您剛剛講到支持BIT和TPP，您的觀點有可能被政府聽進去嗎？多快、有多可能？

亨利·保爾森：首先講一下世貿組織的問題，以及多邊主義。在這個方面，我沒有什么洞見，我跟你讀的內容幾乎是一樣的。我不反對采取非傳統的手段，只要它有效。我堅信多邊主義的爭端解決機制是非常有效的，能夠化解貿易的矛盾，通過貿易仲裁可以解決一些問題，我非常贊賞世貿組織的工作。當然，它不是盡善盡美。

我的觀點會不會被華盛頓接受。華盛頓是很大的官僚。講到TPP，有一些華盛頓的同僚，有些人是我非常尊重的，他們是支持TPP的。但是，雙邊投資協定一定要一氣呵成，才是對的，才是好的。特朗普政府也希望按照這樣的思路去執行。當然，我一定會把這樣的觀點表達出去，我完全不會害羞。對于投資來講，沒有雙邊的投資協定是不對的，不妥的。舉個例子，即使有雙邊的投資協定，但世界上最好的機構沒辦法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像貝萊德、大摩這樣的公司為什么不能獨資？還有汽車企業，為什么一定要在中國國內建合資企業？對中國來講，這是傷害它的利益的，對公眾也是沒有好處的。對中國和美國來講，進一步的改革是對的。BIT有很多的好處，我也希望成為這屆政府的工作重點。

朱民：你在加入政府之后，高盛也輸送了很多人才到美國政府去工作。你當時在高盛是他們的老板，現在這些人在政府里還會聽你的話嗎？

亨利·保爾森：為什么高盛的人才也能在政府取得成功？因為我們有一種謙遜合作的習慣。我當時在管高盛的時候，當然沒辦法施加號令，我是一個小的合伙人，必須說服，有時候我要乞求他們，他們答應我做一些對公司有利的事情。如果是去政府工作，我知道總統是我的老板，國會是我的客戶，我會以一種非常謙遜合作的態度去跟他們共事。高盛的這些優秀員工投身政府工作，非常能干。我在高盛工作了10年，我也知道這些高盛人在政府里非常能干。在高盛的時候，我對他們有一些影響。我也希望他們可以在政府里施加影響。